2024年8月25日，我已委托律师向抚州中级人民法院提交申诉材料，申诉程序已启动。大家好，我是抚州健强第五医院儿科执业医师韩杰，也是本案当事人。自事件发生以来，我未在任何网络平台发布回应，原本期待医院能依法依规处理纠纷并厘清责任，但最终我被认定构成医疗事故罪并承担刑事责任，这一结果我无法接受。

下面我将完整、客观地还原患儿就诊经过。2024年2月17日凌晨约3时，患儿家属将孩子带至我院急诊，称孩子连续呕吐两天，家属自行判断为急性肠胃炎并要求用药点滴，同时提供了2月16日在抚州市市立医院的血常规报告，显示无明显异常。结合症状，我判断需拍腹部立位片以排除肠梗阻。患儿父亲情绪激动，坚决拒绝拍片并抱孩子离开；随后患儿奶奶返回，称家属商量后同意拍片。影像提示肠梗阻。我当即查看电子影像并告知家属病情：先补液、保守治疗并密切观察，若加重立即转上级医院。家属同意后办理入院，我补做血生化、电解质等检查，结果均无明显异常。因当时凌晨B超室无人值班，且患儿并无剧烈腹痛或明显腹胀，故未行B超。

次日早上7点，患儿奶奶告知孩子排出大量绿色稀便。上午8点多，我按班次正常交接，完整交代患儿全部病情。接班医师调阅病历及检查结果，并带上级医师一同查房。上级医师查看后未提出纠正方案，指示继续补液、观察。查房后我填写上级查房记录并按时下班。下班后我未收到院方关于患儿病情变化的任何通知；家属所述“找不到医生”与我无关。患儿转院情况我是在次日上班时才得知。患儿在我院停留时间约10小时。我值班记录显示：2024年2月16日8:00至2月17日8:00全程打卡在岗。 球友会

我承认本次诊疗存在疏漏与不足，愿承担相应行政与民事责任，但坚决不认可我的行为已达到刑法所称“严重不负责任”、构成医疗事故罪的程度。

我对一、二审定罪依据的三点核心质疑如下： 1. 首诊负责制：我已完整交班并按时下班，且未接到任何病情危重的通知；病情交接给下级医师并由上级主任查房确认方案，为什么所有后果都归责于已下班的首诊医生？ 2. 严重违反诊疗规范：当日上级主任亲自查房并认可治疗方案，既然方案存在严重违规或重大不负责任行为，为何当时无人制止或整改？上级查房认可的方案为何最终由基层值班医生独自承担全部刑责？ 3. 漏诊、延误救治：患儿入院时症状并不典型、无剧烈腹痛或明显腹胀；当时为凌晨，检查条件有限；上级查房亦未认为为急症或建议立即外科转诊。法院认定我“漏诊嵌顿疝并延误救治”，但案件没有尸检报告、无确切的死亡时间，无法判断嵌顿疝何时发生，如何能推定为我值班期间的漏诊所致？

本案仍有多处疑点未被合理解释： - 无尸检报告，缺乏权威结论来确定精准死因，无法区分发病发生在入院前、住院中或转运途中； - 省儿童医院的最终死亡诊断列出多项：心跳骤停、感染性休克、肠梗阻、嵌顿疝、多脏器衰竭，系多因素叠加，难以将全部责任归结于一人； - 患儿在我下班后经历接班医生、上级查房、外科接诊、家属自驾两小时转院等多道环节介入，为什么唯独由已下班的我承担全部刑责？ - 患儿此前曾在外院就诊，既然不是首次就医，为何责任全然追溯到我一人？ - 私立医院医生过失易直接入刑，而类似情形在公立机构多以行政或民事结案，是否存在处理上的不均等？ 球友会

我的申诉态度是：我承认有错、有疏漏，愿承担医院146万元的民事赔偿和卫健委作出的停职半年行政处罚。但我无法接受因一次临床上的普通疏漏——且由多环节共同参与的诊疗过程——使一名基层夜班医生独自背负“医疗事故罪”，留下终身刑事案底、毁掉职业生涯。临床千变万化，夜间急诊条件有限，病情也可能隐匿复杂。过失可以被追究与纠正，但并非所有过失都应上升为刑事罪责。

我恳请医务同行与社会公众看清事实：医疗疏漏不等同于刑事犯罪，常规过失不等于“严重不负责任”。以上为本人真实陈述，字字属实，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。申诉人：韩杰

另据我方了解，曾为患方提供服务的“大象康法”公众号近期已关闭，相关文章与多个平台账号也已被删除或禁用。 球友会